去年開始我漸漸注意到張君玫教授的消息，因為我發現她跟外文領域的教授多有交流，常常在臉書上看到他們互動，今年看到她的新書發表會，就先去誠品買了《後殖民的人類世》之後，看完再去參加新書座談。
這本書以「後殖民的人類世」感覺有點玩弄專有名詞，其實主軸就是以微生物、病毒等角度重新探討人類與世界的關係，如同Covid疫情帶給我們的省思一樣，當然說人類與世界還是帶有以人類為主體中心的語氣，最終目標還是要去探究人類意識所無法理解的微觀他者。
從開始的Covid-19(SARS-CoV-2)的病毒世到美國太空總署(NASA)的韋伯太空望遠鏡(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, JWST)的新成就(p. 31-32)，這本書乍看之下是社會學著作，但卻從微觀到巨觀無所不談，很明顯作者想要跨越社會學聚焦在人類社群上的盲點，做出跨界的努力（但跨界也更強調界線的存在，因為有界線才能跨）。
老實說我在看這本書時還滿感動的，雖然還是有種「賣弄」的感覺，因為談了一堆，但大多數是科學家為現代生活奠定的科技基礎，我們人文領域才得以看見更多；即使如此，當我們能夠看到更細微的世界，或遠大的宇宙，正足以顯現人類自我中心的解體，所以在座談中，老師才會說那些天文地質學家其實不在乎死亡的問題，因為人類存在過，就是把印記記入這個世界上，即使肉身、心靈死亡了，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是存在每一個踏過的足跡中。
以下整理我在這本書中劃下的句子跟重點，當作給我自己看的（紅色部分是我特別圈起來的）。這本跨界書寫，無論讀不讀得懂，我想都可以提供讀者不同的觀點，也可以當成閱讀經驗的挑戰。（看到最後會發現小錯誤越來越多，看來編輯也都累了（笑）
書的第一章我圈出的關鍵字及段落有：「微觀尺度」(p. 21)、「免疫力的消退，宛如一份無法維持的關係，被磨滅的記憶早已銘寫在跨物種的行星生命計中。」(p. 23)、「小分子訊息胜肽」(signal peptides)(p. 24)、「如同特定有機體的型態，凝結了複數生命形式的共同演化歷史」(p. 24-25)、「拓墣學」(p. 29)、「生命體是獨特的有界體」(p. 29)、「當次元子(subatomic)的動態綿延纏繞在各種物質之間並重構多重尺度的界線，人類做為生命（顯然並不是唯一但確實是優勢）認知者所建立起來的學科界線也開始受到了空前的挑戰。」(p. 30)、「當代美國新物質女性主義者巴芮德(Karen Barad)」(p. 33)、「哈洛威(Donna Haraway)在1988年出版的〈處境知識：女性主義中的科學問題，以及部分觀點的特權〉(Situated Knowledge: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)中呼籲女性主義者重拾視覺的隱喻。」(p. 33)、「宇宙並沒有中心。所謂的大爆炸，『同時發生在所有地方，一個發生在時間上的過程(a process happening in time)，而不是時間中的一個點。」(Masetti 2017)(p. 37)、「哈洛威在1985年首次出版的〈賽伯格宣言〉(A Cyborg Manifesto)中強調，當我們享受跨越界線的歡愉，也必須負起重新建構界線的責任(Haraway 1991: 150; 2010: 245)」(p. 38)、「如今，人類越是自覺到人類生命存有的渺小與脆弱，就越是誇大狂式的追求著科技永生的幻影；包括對於這座行星的揮霍毀滅，以及對移民外星的空思夢想。」(p. 41)、「界線問題既不是主觀的，也不是擬人化的，甚至也不是目的論的。如果有動態，界線就是動態。如果有生命，界線就是生命。如果有責任，界線就是責任。如果有愛，界線就是愛。」(p. 41)、「在歐洲哲學傳統中，直觀和概念之間的關係，兩者的距離和關聯，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議題。」(p. 46)、「事實上，不僅垂直或水平，科學家也開始意識到我們必須開始談論更立體的網狀演化機制(reticulate evolutionary machanisms)，強調共構編織的演化動態意象，更纏繞的生命樹意象(Gontier 2015; Gontier ed. 2015; Quammen 2018)」(p. 49)、「人類在地表上的活動所造成的影響力也正引發一連串的警訊，從氣候變遷、海洋酸化、物種滅絕到大流行病的危機，包括至今綿延的Covid-19全球疫情。」(p. 50)、「..."colonization"一詞的多重意義：移生、拓殖、群落、殖民等。重疊和交纏的視閾，持續解構著自然和文化之間的二元對立。這樣的解構，不再僅是透過人文批判的論述，而是人類透過技術分子轉向及其伴隨的辨識能力突變，不得不一再面對並確認的」(p. 51)、「文化傳遞」(cultural transmission)(Le Page 2021; Whiten 2021)(p. 51)、繞射模式(diffraction patterns)(p. 53)
第二章：「環境科學(environmental sciences)和生態科學經常被視為互換，但「環境」和「生態」的概念差異在於體現視角的轉移，環境預設了特定的主體觀點，生態則包含共同棲居的系統思考。」(p. 56)、「這種『非人』轉向... 其所指稱的並非全稱的『非人類』，而可能膠著在我們所感知並體現的所有人類存有，如何動態地和其他存有或力量之間有所勾連」(p. 57)、「二十世紀末浮上檯面的『交織性』(intersectionality)概念正在於強調，各種分類向度的壓迫之間具有密切關聯。美國法學家克倫蕭(Kimberlé Crenshaw)提醒我們，倘若無法同時考慮到不同支配向度之間的交織性，忽略其中的交互作用，非但無法協助被壓迫者，還可能造成反效果，遮蔽了複雜的權力運作」(p. 59)、「『人類世』一詞的騷動不僅發生在地質學界和其他相關的科學界，也發生在人文社會的領域，尤其是當代批判理論的想像中。」(p. 65)、「新陳代謝是一切有機體的重要生命功能，也就是馬克思(Karl Marx)在談人類勞動(human labor)時的重要概念，尤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批判。」(p. 67)、「如今，我們知道，細胞溝通(cellular communication)決定了有機體的健康和疾病，這是當代醫學的基礎(Lieff 2020: 2, 6)」(p. 69)、「摩爾(Jason W Moore)認為，比起『人類世』，『資本世』(Capitalocene)是一個更精確的概念，明確點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是造成問題的禍首，結合帝國主義和全球擴張，把『自然』，包括人類和非人類的自然，當成『廉價』資源，甚至『免費的禮物』。」(p. 70-71)、「抵殖民運動」(p. 72)、「史碧華克(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)以『行星性』(planetarity)的概念來包含那些被排擠或壓迫的『主人主體』(master subject)者(Spivak 2003: 5, 72; 張君玫 2016: 64)。」(p.73)、「他主張，我們必須同時從『全球的』和『行星的』觀點去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；前者強調『可持續性』(substainability)，而後者強調『可棲居性』(habitability)(Chakrabarty 2021: 81-85)。」(p. 74)、「如何打造一個跨物種共同棲居的『家』，在這座行星，以及我們的島嶼，都是關鍵的議題(張君玫 2021c)。」(p. 76)、「...動態視界、研究方法和行動取向；更重要的事，三者之間密不可分」(p. 83)、「辯證批判的思考／實踐所朝向的，從來就不會是任何『中間』路線，而是持續橫切界線內外的運動。」(p. 83)、「我們如今習以為常卻不知珍惜的豐富多樣性和歧異性」(p. 85)、「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始終同時是知識論和政治抗爭的計畫。」(p. 85)、「生態的希臘字根是『家』，家的意涵在於關係。」(p. 87)、「『多樣性』是multiplicity... 有別於一般討論生物或文化多樣性時所用的diversity，其字根並不是『多』，而是『轉離／diversus』，因此較適切的翻譯其實是『分歧』或『歧異』... 在深入討論生態和演化時，先掌握分歧的動態，進而探討每個個體的多樣性意義，是至關重要的。」(p. 89)、「在面對生命時，我們首先應該揚棄的正是帝國主義式的和諧假象，方能進而從特定歷史特定的肉身與靈性去掌握。」(p. 90)、「若是獨尊知識論的問題，可能也會誤入行動失能的陷阱。」(p. 91)、「拉圖在近年來指出，生態覺醒的呼聲已經延續將近半世紀，並未帶來更徹底的社會變革，反而是某種麻木不仁，其根本原因在於欠缺政治動員力」(p. 91)、「『人類世』是我們時代的問題意識，無論在哪一種命名的邏輯中，都是關於行動的後果與『可課責性』(accountability)，包括人類世的姐妹概念們，資本世、生態世、種植世(Plantationocene)、塑膠世(Plasticene)、石化世(Petrolocene)、火燒世(Pyrocene)、死亡世(Necrocene)等。」(p. 93)、「不再侷限於傳統社會學的獨尊人類行動者，而同時考慮到更多樣化的行星生命行動者的交織脈絡。」(p. 97)
第三章：「我們得隨時複習什麼是生態的意義，不在於假象的和諧，而在於真實的紛雜動態。」(p.100)、「在我們的時代，橫跨人文和自然二元的觀點，幾乎已成基本的批判向度，但當代文化意識依然未能徹底解構此一對立。根本原因在於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運作高度仰賴此二元對立。」(p. 102)、「身處非西方並經歷多重殖民的台灣島嶼，我特別關注的是或可稱為殖民世(Colonialocene, or Coloniocene)的問題意識」(p. 107)、「我們也早已來到一個新的時代，僅是強調水平，來抵抗垂直，或強調根莖連結，來抵抗直系系譜學，依然稍顯不足。」(p. 109)、「當時的教宗保羅三世(Pope Paul III) 在1537年6月2日正式發佈《崇高的天主》(Sublimus Deus)通諭，宣告美洲原住民（當時稱為印地安人）「確實是人」(truly men)，並禁止一切對於原住民族的奴役，以及剝奪人身自由與財產所有權的做法。」(p. 114)、「全球每年都有上百位環境保護人士遇害，其中很多是遭受國家與資本多重殖民的原住民族。」(p. 115)、「儘管所有這些延伸交織性的平權運動都尚待完成。」(p. 116)、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」(p. 116)、「在我們所身處的二十一世紀，「跨界」幾乎已成流行語，或至少是一種學術風潮，這並無貶損之意。相反地，這是一個有意義的現象。所有的風潮往往建立在更深層的物質符號基礎上。跨界的需求和欲望即是如此。」(p. 117)、「非線性軌跡和動態」(p. 118)、「查卡拉巴提認為，由於人類是很晚近才『成為地質學上的能動者』(geological agents)，人類歷史和自然歷史之間區分的瓦解也是很晚進(Chakrabarty 2009: 207)。」(p.120)、「要發展出全世界都接受的策略來促成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，制衡人類所引發的壓力，將是人類未來最重大任務之一」(p. 121, qtd. in Crutzen and Stoemer 2000:18)、「自然和社會之間界線的分子化過程... 必然包含了微生物和其他生物，乃至於人類存有及其製造出來的各種物件的活動。」(p. 123)、「我因此提議以『分子塗鴉』來加以想像。塗鴉技法除了是一個藝術實踐的譬喻，也有部分是關於纏繞的顯化或視覺化。」( p.124)、「被視為蓋婭理論的前行者維爾納茨基(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)在1926年初版的重要著作《生物圈》(The Biosphere)奠定了對行星生命／地質的『生物地質化學研究取向』(biogeochemical approach)(Vernadsky 1998)。」(p. 125-26)、「行星生命在地殼和陸地過程(terrestrial processes)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舉足輕重的」(p. 126)、「唯有透過分子尺度的循環動態，方得以達致行星尺度的反饋迴圈。」(p. 129)、「Covid-19的全球疫情在我們的行星生態良知上留下了必要的印記」(p. 130)、「當代法國哲學家馬拉布(Catherine Malabou)」(p. 133)、「戰爭的隱喻無法帶我們走太遠，生態知情的隱喻卻可以引領出更立體的生命演化圖像，以及更長久可行的策略。」(p. 141)、「地質學上所說的『深度時間』，以及查卡拉巴提在四個命題中主張扣連的『深度歷史』，必須放在基督宗教文明的時空性脈絡中，才能加以理解。」(p. 142)、「人類的複數歷史也不斷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動態中流變，並交纏著多重尺度之間的非線性纏繞。」(p. 143)、「異質時間性的增生」(p. 144)、道金斯(Richard Dawkins)所說的『模因』(meme)」(p. 145)、「量子物理學的時間物質共構」(p. 146)、「Soma的希臘字根sōma乃是身體的意思。」(p. 150)、「科學家一直到2007年才透過非侵入性的微型電腦斷層掃描(non-invasive micro-CT scanning)進行3D顯影，得以『看見』槍狀肝吸蟲及其寄生螞蟻的腦部組織之間接觸的狀況。這些透過這樣的『看見』，配合對螞蟻的行為觀察，科學家可以檢驗不同假說的可行性。」(p. 153)、「在人文和自然的傳統二元對立中，往往會把自然做為形容詞加以道德化，彷彿任何行為或傾向只要是所謂『自然的』，就沒什麼好批判的，而人類所做的一切罪惡也往往被冠上『不自然』，從而成為譴責的理由。在大眾化的人類世論述中，不乏這樣的簡約價值觀點。然而，這樣的簡約本身即是危險的，限縮了我們思考更多層次與立體的自然圖像，也提前取消了對於人文和自然二元對立的解構。」(p. 158)
第四章：「如同1990年代的人文地理學強調尺度是被生產出來的，秦[Anna Lowengaupt Tsing]也強調可縮放性是被生產出來的」(p. 167)、「非縮放的理論是一種注意力的重新安排，以及另類故事的得以展露與述說。」(p. 171)、「『非人類』和『人類』的區分依然太過巨觀二元，並不足以顯露多重尺度的變動性與多樣化，就算『非人類』一方是岩石。」(p. 180)、「大氧化事件」(p. 181)、「但蓋婭政治同時也必然是關於感覺與肉身的，包括無意識或非關意識的，亦即廣義來說的，『情動／affective』面向。」(p. 183)、「此處的共生並不僅是生物上的多物種意義，更橫跨了一般所謂有生命和無生命的界線」(p. 184)、「馬古利斯[Margulis]和經常合作寫書的作家兒子薩根(Dorion Sagan)」(p. 186)、「哥白尼原則(Copernican principle)」(p. 188)、「洛夫洛克更感興趣的是賽伯格物種的思考能力及速度，他們的速度所能達到的境界將是量子的，比光速更快的粒子傳送訊息，以及同時在許多不同的位置等([Lovelock 2019:] 102)。」(p. 189)、「斯賓諾沙(Baruch Spinoza)所說的感受作用(affect)」(p. 190)、「政治的事務，其初衷即是關於如何共同生活。」(p. 190)
第五章：「德勒茲(Gilles Deleuze)和瓜塔里(Félix Guattari)所說的『化為分子』(becoming molecular)早已是存有知識論上的現實」(p. 196)、「物質和訊息之間的關係並非對立，也不是單純的相互重疊，而是在複雜環境與條件中的展露與組構。」(p. 199)、「感知現象學」(p. 202)、「...病毒在人類體現視角中的展露。我們看到的，是人類世和病毒世的內爆，以及一切界線的重估，包括生命和死亡的界線(Chuang 2020b)。」(p. 203)、「各種疾病的發生，往往都關聯到當代資本主義和商品化結構的問題，包括對生物多樣性、底層勞工和環境的傷害，直接或間接也擾亂包括病毒圈在內的生物圈秩序。」(p. 204)、「《如何像一個噬菌體那樣思考》(Thinking like a phage)(Youle 2017)」(p. 216)、「女性主義思維中對理性和感性二元對立的批判」(p. 216)、「在分子和次分子的尺度上，符號和物質之間的關係更是早已難以分割。」(p. 221)、「人類身份政治」(p. 226)、「達爾文主義和拉馬克主義」(p. 227)
張君玫，2021c，〈跨物種繞射〉。頁153-178，收錄於廖咸浩編，《超越天啟：疾病、全球化、人類世》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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